海洋梦! 中国梦!

中国在寻找世界，而后才被世界寻找，但后世无论谁，做如何的研究都无法否认和改变这样的事实：自古以来，中国与海洋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水体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若既若离的状态，我们对海洋利用的认识与实践在主观意识上存在的差距，致使中国在始于15世纪末的世界大航海时代里全程缺席了。郑和船队七下西洋虽然辉煌，但负有的是政治使命，而不是负有征服海洋的使命，因而导致中国在人类征服海洋的历史上黯然失色。

海洋作为中华文明的外层和边缘，她对华夏文明的传播作用和对世界的影响作用一直为人所忽视。要知道，我们祖先的智慧不可思议，一个“海”字阐明了生命的真谛。一个“氵”、“人”、“母”组成了“海”字，这个“海”字十分直观地告诉我们，水为人之母。我国是世界上开发利用海洋最早的国家之一，伴随着早期的海洋开发活动，在当时产生了一些朴素的观念、进而演化为早期的海洋管理思想的萌芽和做法。这些现象主要是从舟楫之便和渔盐之利开始的。如我国的渔业管理可追溯至夏商时期：据说，当时夏禹曾颁令“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可见，我国对海洋生物资源进行保护管理的意识自古有之。到周代后，据史科记载，已经有了专司渔业管理的官员，周文王甚至还规定了禁渔期。我国对海盐生产的管理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由于海盐业关系国计民生，且获利甚丰，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海盐生产、销售的管理，专设盐吏以司其职。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任命桑弘羊、东郭咸阳为理财官，整顿海盐生产和销售秩序。他们没收私人制盐工具，盐业生产改由官府直接组织，盐产品也实行专卖制度，不准私人买卖。为此汉朝在全国共设了30多处盐官，几乎沿海各地都有盐业管理机构。这些措施扩大了海盐生产规模，强化了对海盐生产销售的管理，有利地推动了当时海盐业的发展。此后时代更替，盐业生产有起有落，但总的看来都是采取鼓励政策，使海盐业得以继续发展。自秦汉以来，我国相继出现了一些著名商埠，如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宋元之时，泉州港被称为“世界第一商港”，因此，随着这些港口的出现、发展，我国古代也就出现了一些有关港口和海上航行方面的管理实践。上述这些管理措施，促进了我国海洋渔业、海盐业和海上交通业的发展，曾使我国的海洋开发事业有过辉煌的篇章。

中国从5000年前就开始涉水求生，跨海求福，历朝历代，从未间断，在世界航海的殿堂里，领先了15个世纪。但是到了近代，中国却被海洋抛弃了。郑和航海只向世界证明了中国这样的一句话:“非不能也，吾不为也。”历史没有假设，只有反思。达·迦马之后，有了无数的达·迦马走进了海洋;哥伦布之后，有了无数的哥伦布踏上了远洋的航线。可为什么唯独在郑和之后，中国没有第二个郑和？答案是显而易明的，中国人可以征服海洋而没有去征服，可以向海洋索取而没有去索取，可以走向海洋而没有迈开巨人的步伐。根源在于中国人始终站在皇天之下、厚土之上，发达的大陆文明挤掉了海洋文明的发展空间。正是这内在的原因，把历史上所有与海洋有关的“奇思妙想”都扼杀在了萌芽阶段。加之历朝历代的“王法”压制，使它难以萌芽，继而成长参天。特别是当历史进入清代中叶，中国国力渐衰，海防、水师逐渐萎缩，清王朝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但严重阻碍了我国各项海洋产业的发展，而且使自己的海上力量渐趋瘫痪，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堪一击，使我国海洋事业在19世纪下半叶遭到空前劫难，一些有利可图的海洋产业，如港口经营等也几乎都被外国人所控制。正是如此，我国早期的海洋管理思想的萌芽和初步形成的海洋管理意识与形式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直至荡然无存。

20世纪初，我国海洋开发渐趋恢复。在海洋渔业管理方面，清政府于1904—1907年在一些沿海地区成立了政、商合一的渔业公司，属商务部管辖，负责渔业生产的经营及其管理。这种政、企合一的模式一直延续至今。辛亥革命后，北洋政策在实业部设立了渔业局，专司渔政。1915年又改制为农商部下属的渔政司，后又改为隶属农矿部的渔政科。在此期间，北洋政府还采取了鼓励渔民进入公海作业、加强护渔防盗、提倡渔业技术的革新和推广等渔业管理政策，为此先后颁布了渔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公海渔业奖励条例、渔船护洋缉盗奖励条例、渔业技术传习条例等法规。这些法规的实施推动了海洋渔业的发展，对以后我国的渔业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国海洋渔业的统一管理，1932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海洋渔业管理局组织条例”，将全国沿海分成江浙、闽粤、冀鲁和东北4个渔区，并分别设立渔业管理局，隶属实业部。在对外渔业管理方面，尽管日本渔民一直在肆意掠夺我国渔业资源，但国民党政府一直不敢设立渔业保护区，直至1947年，才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威与日签定了一项禁止其渔船在我沿岸12海里海区捕鱼的渔业协定。

在海洋管理其他方面，国民党政府于1931年颁布了“领海范围定为3海里令”，以加强对领海的管理。但由于当时帝国主义恃强凌弱，兼之国民党政府软弱退却，致使海洋管理形同虚设，甚至连港口管理仍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另外，在该“领海令”中虽规定在12海里之内海关有缉私权，但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得到实施。同样，同年颁布的“要塞堡垒地带法”也规定在海域要塞区内禁止测量、摄影等军事侦察活动，但西方列强进入我国内水、领海，依旧是如入无人之境。不难看出，我国在这段时期的海洋管理可谓雷声大、雨点小，甚至只打雷、不下雨。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前夕。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在太平洋的西海岸，久违的和平终于降临到我国这个饱受磨难的民族身上。新中国拥有了自己的领海，构筑了海防，但何时才能有疆？面对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中国的历史，新中国的海洋事业与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主席在视察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部队时曾挥笔将一句话连写了五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大的悲剧在于她根本就忘记了自己不仅是一个陆地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看看中国的版图，我们不仅有长江和黄河一南一北横贯中华大地，哺育了千千万万中华儿女，还有渤海、东海和南海。更不能忘记，就在我们的东方，就是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众多资源的宝库，这已是老生常谈。但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海洋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价值不断提高，世界范围的争夺海洋、开发海洋的斗争日趋突出，海洋与国家根本利益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古罗马西塞罗的话“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已成为不变的信条。今天，黄岩岛、钓鱼岛等海洋权益事件的发生，让华夏众生的海洋观悄然发生着巨变，海洋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今国人关注的焦点。我们渐渐清楚地知道，我们是黄河长江的儿女，而我们辽阔的中华大地则是太平洋怀抱中的一员！我们应当拥有的不只是陆地上的中国梦，更拥有着海洋的中国梦！

注：李明春，《蓝色国土忧思录》、 《海权论衡》等海洋文化论著作者，大型海洋文化纪录片《走向海洋》撰稿人之一， 从海军老兵到海洋专业媒体人， 笑论蔚蓝色之灵光30余载，洋洋洒洒挥写文稿上千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