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母时代中国海权建设的思考

改革开放30余年带来的出人意料的结果之一，是中国社会生存方式的改变，它体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发生根本性变化：能源、工业原料、产品、市场、效益、利润和就业等等，严重依赖外部世界，我们民族的5000年经济生存方式由“传统农业内向型”正在或已经很大程度上变成“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这是真正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因为文明变迁和社会变迁的最根本的动力来自经济生存方式的变化。正是这种最深层的变化，带来中国当今在政治、军事、外交、教育、法律、道德、价值观和生活时尚等等从物质内容到精神内容的国家与社会的集体转型。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不经意之间，传统农业国家变成了现代海洋国家。作为海洋国家，不发展海权是无法想象的。而如何发展海权，必须从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上认清海军力量与海权重要性的关系，海军力量的发展关乎中国能否成功地获得海权。航母的入列就是中国对通过海军力量获得海权的努力。进入航母时代后，中国海权建设进行长远的战略规划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

近代海权发展史告诉人们，当代中国海权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大战略依托。当代中国所追求的海权应当是通过海军战略和海洋战略，形成自己的海权战略选择，打造一支以航母为核心的现代化远洋海军，拥有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和统一能力，控制海洋战略通道能力，捍卫中国海洋主权能力，通过海洋开发、发展海洋经济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发展全局的能力，实现以陆制海、由海向陆的能力。战略由两个要素构成：目标和手段。在航母时代的中国海权建设目标方面，《中国海权策：外交、海洋经济和海上力量》中认为：“能否塑造、构建对己有利的国际环境是一个国家成为世界大国的标志。因为，世界大国的标志不仅仅在于其本土不受到直接威胁，还在于它拥有一定的缓冲地带和预防性手段，能将威胁消除在边界之外；也在于其拥有一定的威慑能力，当敌方威胁其安全时，有能力进行必要的反击；更在于它能让国际社会接受自己日益上升的权力地位。”“前出到第一岛链外建立政治影响和军事存在也是中国预防性外交和预防性军事行动的重要基础，能在威胁成势之前将其慑止更使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的标志，它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条件。”换言之，中国在航母时代的海权建设的战略目标是通过以航母为核心的远洋海军前出第一岛链，建立战略缓冲区，对敌实施有效威慑，确立海洋强国的地位，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战略支撑。

在关于以航母为核心的远洋海军运用问题上，胡波指出：“一个大国必然有特定的发展空间和利益边界，维护、防卫这些利益的最佳办法不是再去构造一个‘海上长城’，而是冲出边界，在自己的核心利益边界之外展开积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行动，以化解、牵制、威慑外部不友好因素，缓解、消除潜在威胁。历史经验和地缘政治理论一再证明，中国海权如果仅局限在第一岛链的近海空间范围内，将于在外部的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中国必须争取在第一岛链外的西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环形水域建立一定的缓冲地带，因为中国海洋上面临的主要威胁将主要来自这两大方向。”航母对中国安全利益的保护，在于其舰载航空兵能在离岸环境下甚至在中远海地区实施持久的准确打击。无论是对海上或是陆上目标，航母所具有的强大抑制和打击力，都是维护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稳定地区和世界的坚强保障。胡文中所指出的西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环形水域正是未来中国以航母为核心的远洋海军发挥作用的区域。通过以航母为核心的远洋海军所提供的常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化解、牵制、威慑外部不友好因素是航母时代的中国海权建设的重要手段。

笔者认为，作者关于航母时代中国海权运用的设想与西方著名海权理论家肯布思关于海权的三大功能：军事功能、警察功能与外交功能的论断不谋而合。就军事角度而言，航空母舰是制海能力最强的舰种，可以通过航空母舰的制海能力和打击能力为中国的海洋安全提供保障，并将其融入到一体化联合作战中去，以

提高中国的国防实力；从警察功能角度来看，航空母舰编队的续航能力强，作战弹性大，能执行多种任务，足以胜任应付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正是进行海上通道安全保护的理想武器系统；以外交的角度看来，还有什么能够比航空母舰更为理想的进行海军外交的舰种呢？那威武的编队阵容、强大的防空反潜能力、犀利的打击能力，无一不显示出强悍的国家意志。以这样的舰种进行海军外交，实施外访或者举行联合军演，必然让友好国家感到高兴而对潜在的敌国以威慑。

综上所述，航母时代的中国海权建设目标是通过远洋海军的强大机动性冲出第一岛链，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建立大国必须拥有的战略缓冲区，从而成为海洋强国，进而实现和平崛起；而手段则是通过航母的舰载航空兵在远洋提供常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化解、牵制、威慑外部不友好因素，这是目标与手段的紧密结合。有理由相信，这样发展的前景是出现一个海权属性更加明显的强大中国，而这样的中国正是“和谐海洋”的倡导者和实施者，更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