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概况

先秦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概况

        先秦时期，中国与周边地区的交往进一步加强。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曾出土了作为实物货币的7000枚海贝，这些海贝都来自东南亚海域，说明殷商王朝与南海地区有着经济往来和“朝贡”性质的联系。

        战国时期，中国与日本民间已经有海上交通贸易联系，一般是从登州湾（今山东龙口）出发，经长山列岛至辽东半岛南端，沿半岛东侧北上鸭绿江口，再走朝鲜半岛西侧近海直至半岛尽头，最后穿越对马海峡抵达日本本土。

        后来，不少汉人为了躲避秦灭六国及其后楚汉相争等战乱，相继逃到朝鲜半岛，有些还渡海到达日本列岛。日本以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命名的“弥生文化”，就是指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从东亚大陆输入铁器和以铜剑、铜牟、铜铎等祭器为代表的青铜器，从而形成的铁器、青铜器与石器并用的文化类型。此外，以种植水稻为主的水田耕作体系也传入了日本。

        徐福东渡的故事流传已久，人们相信徐福确有其人。有人说徐福船队出发的港口在今河北黄骅，也有说在山东北海岸（登州），或在山东胶南利根湾，或在江苏赣榆县大港口。现在普遍认为徐福去的地方就是日本。今天日本纪伊熊野的新宫有徐福墓和祠堂，那里被认为是徐福的终老之地。每年8月，当地人还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徐福的故事，是先秦时期中国文化东传并催生日本文化的最佳注脚，也反映了公元前2世纪前后远东地区通过海洋进行文明交流的历史。

稻作文化

        先秦时期，中国的华南地区与东南亚就有了经济交往。公元前221年，秦朝派遣50万大军南征百越，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获得当地的犀角、象齿、翡翠和珠玑。秦汉之际，秦将赵陀乘北方动乱，在岭南建立南越国，都城在今天的广州。广州位于珠江出海口，濒临南海，地处太平洋海上交通要冲，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相当优越。考古发现显示，南越国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

        秦汉时期的造船——趋于成熟：

        我国古代造船技术在秦、汉时期获得较大发展并趋于成熟,为中国造船史上第一个高峰时期。正是因为有了发展海外交通的需求,中国舟船才能获得快速的发展。当时制造的楼船是最重要的船舰,它不仅用于战争,而且还用于游览观光,后来更是成为水战中的主要战舰。楼船的建造和发展也是这一时期我国造船技术高超的重要标志。秦汉时期同时也是我国积极发展海上贸易,将航海推向深海及远洋的重要时期。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概况

        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和[ 文景之治 ]，到汉武帝时，汉朝臻于鼎盛， 东西方交通循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同时展开。陆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分北、中、南三道穿越中亚， 延伸到波斯湾地区和地中海沿岸，这就是著名的[ 丝绸之路 ]。

        另外，从巴蜀出发，经身毒（天竺，今印度），也可到达大夏（ 中亚古国， 即巴克特里亚，今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地区），也就是近年来颇受学者关注的[ 西南丝绸之路 ]。

        “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沿海特别是交州（今越南北部）、广州地区出发，循中南半岛沿海，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沿岸和波斯湾地区，与陆上丝绸之路殊途同归。有学者认为，南海海路交通的开辟，可能比西域陆路交通还要早。

        公元前111年，汉平南越，打通了直接通往南海诸国的海上通道。汉武帝派使者前往南海海域，最远到达今天的斯里兰卡，进行官方贸易，这也标志着联结东西方世界的海洋航路正式对接。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从岭南日南、徐闻、合浦等地乘船，沿着海岸线航行，5个月可到马来半岛；继续航行4个月，即抵达今天的泰国西海岸；在泰国西岸和缅甸东南岸航行20余日后登陆，再步行10余日，到达缅甸西南部；再从那里坐船航行约2月余，就能抵达黄支国。

        黄支国，今东印度南部海岸甘吉布勒姆，也就是《厄立特利亚航海记》提到的印度东海岸著名商港波杜克。该港在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至公元2世纪末成为印度与罗马海上贸易的中心。据中国史籍记载，这个国家民俗与海南差不多，户口众多，多异物，所产珍珠大至2寸。公元前1世纪以后，黄支国与汉朝开始有交往，汉朝曾派出翻译，与应募者入海，运载黄金、杂缯前往黄支国，交易明珠、璧、琉璃、奇石和其他珍异物品。

        汉代造船技术：

        汉代不仅船型多,并已认识到狭而长的船航行速度快,短而宽的船稳定性好。汉代的国内交通的发展比前朝更进一步。至于国外方面,除从河西走廊经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向中亚、西亚的丝绸之路外,还形成了从广东通向印度洋的航路和从山东半岛出发经朝鲜半岛通向日本的航路。海外交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舟船的发展。秦代的楼船制造技术在汉朝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一时期无论从造船规模、船型、船舶性能、船舶装备、海上活动以及远航缅甸、印度、锡兰的成功等来看,造船技术已经趋于成熟。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概况

        随着海外贸易的兴起，大约在7世纪60年代，唐朝开始在国内最大的海港广州派遣市舶使，专门主持与南海诸国间的贸易事务，并设置专门机构「市舶使院」，以接待外国使节。

        唐贞元年间，对地理学很有造诣的宰相贾耽在《海内华夷图》记录了几条主要的对外交通路线 ：一、营州（今辽宁朝阳）入安东（今辽东）道；二、登州（今山东烟台）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夏州（今陕北横山）塞外通大同云中（今山西大同）道；四、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入回鹘道；五、安西入西域道；六、安南（今越南河内）通天竺道；七、广州通海夷道。其中尤以第五道和第七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最为重要。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广州通海夷道”的具体走向如下：从广州启航往东南方向，200里至屯门山（今广东深圳南头），这里是珠江口海防重镇，唐朝驻有水师。出屯门，扬帆向西，两天后到九州岛石（今海南东北海域七洲列岛）。转而向南，两天后至象石（今海南东南海域独珠石）。又向西南航行3天，到达中南半岛的占不劳山（今越南岘港东南占婆岛）。又南行两天，至陵山（今越南燕子岬）。又航行1天，抵达门毒国（今越南归仁）。又航行1日后，到达古笪国（今越南芽庄） 。再航行半天，可以抵达奔陀浪洲（今越南藩朗）。又航行两日后，到军突弄山（今越南昆仑山）。又航行5日，进入马六甲海峡，海峡南北百里，北岸有罗越国（今马来西亚南端），南岸有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南部巨港）。由佛逝国往东，航行四五天，至诃陵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出马六甲海峡往西航行，3天到葛葛僧袛国（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北岸伯劳威斯）。从葛葛僧袛出发，航行四五天，至胜邓洲（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日里附近）。又往西航行5天，至婆露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北部西海岸大鹿洞附近），6天至婆国伽蓝洲（今印度尼科巴群岛）。转向北方，航行4日，至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又西行4天，经没来国（今印度西部阔伦），达到南天竺的最南端。又往西北航行，经过十多个小国，至婆罗门（今印度）西部。又过10天，经天竺西境5个小国，至提国 （今巴基斯坦卡拉奇）。从提国向西航行20天，经过20多个小国，至提罗卢和国 （今伊朗阿巴丹附近）。又向西航行1天，至乌剌国（今伊拉克奥波拉）。海船到这里需要换乘小船，溯河而上，两天后到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这是大食国的重镇。又往西北陆行千里，抵达王都缚达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从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剌国，都是沿着大海东岸航行；大海西岸以西，是大食国的领土。大食以西，最南的国家叫三兰国 （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从三兰国往正北方向航行20天，经过10多个小国，至设国（今也门席赫尔）。又航行10天，至萨伊瞿和竭国 （今阿曼马斯喀特西南 ）。又往西航行六七天，至没巽国 （今阿曼苏哈尔）。又往西北航行10天，至拔离诃磨难国（今巴林）。再航行1天，至乌剌国，与东路汇合。

        这条漫长的海洋航线始于广州，沿着传统的南中国海海路，穿越南海、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如果沿波斯湾西海岸航行，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可以进入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途径90余个国家和地区，航期89天 （不计沿途停留时间），是8、9世纪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也是东西方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

        陶瓷是唐代新崛起的出口产品。当时邢州窑（今河北邢台） 越州窑（今浙江绍兴） 婺州窑（今浙江金华） 寿州窑 （今安徽寿县） 岳州窑（今湖南岳阳） 鼎州窑（今湖南常德）等出产的瓷器都非常出名，大批青瓷和白瓷通过广州等口岸销往东南亚 印度 阿拉伯和东非地区。中国瓷器在海外广受欢迎，销售量巨大，宋代以后一直都是中国主要外销产品。所以，有学者亦将海上丝绸之路称作 “陶瓷之路”。

唐代瓷器

        进入7世纪，佛教在它的故乡印度已经逐渐失去活力而为印度教所同化，但对于崇拜佛教的远东虔诚信众而言，西天依然是具有吸引力的朝圣之地。随着海上交通兴起，僧人搭乘商船，前往印度留学的大为增加。据统计，唐代由海路西行的僧人可考的有40余人（次），其中大部分为中国僧人，少数为高丽、新罗和日本僧人。

        鉴真东渡成就了海上丝路史上的一段佳话，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一致推崇。奈良的唐招提寺至今珍藏着鉴真的弟子们根据他的模样塑造的坐像。鉴真瞑目盘坐，面带微笑，双手叠放双腿之上，慈祥中透露着坚毅。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概况

        无论如何，宋朝仍然是值得格外关注的朝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至此进入鼎盛阶段。赵宋王朝对中外关系与海外贸易相当重视，其鼓励通商的政策不仅与唐代有连贯性，而且有所超越，加上宋朝长期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持续威胁与挤压，西北陆路的外交空间基本堵绝，面向东南海路，发展与东南亚等国的关系，乃势所必然。

        宋朝自建立到灭亡，300多年间始终面对着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辽、金、西夏、蒙古政权长期掌握着对西域的陆路交通，宋朝与外部交往主要依赖海路，加上宋朝重视漕运和海外贸易，造船与航海事业比前代有重大的进步。

        宋代造船业有官营与私营之分。官府在水路和海上交通便利的州府设置船务船场，制造各种船只，用以江防、海防，或是漕运、客运。私营造船业也很可观，一些富豪商贾出资建造的远洋大船，比官府所造的船还要先进。中国海船船体一般是尖底造型，呈V形，便于抗风破浪。

        宋元时期随着海上航行经验的增多，中国人对海洋及外部世界的认识也不断增加。中国海商除了掌握海上风候，懂得利用季风航海外，有经验的海员还能“仰观天象，以卜明晦”；“夜则观星，昼则观日”。即通过观察日月星辰，判断天气的变化。马可·波罗说，从中国到波斯途中的中国商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后，便有北极星高度的观察记录。可以肯定，当时中国的航海家已经掌握“牵星术”，通过观测北极星的高度，来判断航线所在的地理纬度，这是10世纪至14世纪天文航海技术的重大突破。

        中国人掌握的天文航海技术和指南针用于航海，是世界航海事业的重大进步。指南针技术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在 14世纪大力推动了西方航海事业的发展。在指南针投入使用之前，世界闻名的商业帝国威尼斯的帆船都无法远离海岸线航行。有了指南针的帮助，加上航海图的改进，每年往返威尼斯与亚历山大之间的航行次数也从1次增加到2次。

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概况

        15世纪至18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欧洲人相继进行全球性海上扩张活动，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开辟了世界性海洋贸易新时代。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相比较，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明朝建立之初，即采取海禁政策，长期没有解除。清朝初年，实施严厉海禁与迁界，限制中外正常交往。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广东设置十三行。这些行商依照规定专营对外贸易，简称洋行，习惯上称为十三行。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后，禁止欧美商人前往福建、浙江贸易，只保留广州“一口通商”。

        经过西方人的航海扩张，从西欧出发有两条航线可以直通广州：一条是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横渡印度洋，经苏门答腊岛西南部海面穿越巽他海峡，北上进入南海，到达澳门和广州，或者绕道马六甲海峡，从南海到达广州。另一条是横渡大西洋，从美洲绕过麦哲伦海峡，横渡太平洋，航行至菲律宾群岛，再从菲律宾出发，直航到广东和东南沿海其他地区。后来美国加入对华贸易，美国船舶又开辟了新的太平洋航线。

        长期活跃在东方海域的亚洲海商，在“仗剑经商”的西方商人的竞逐下纷纷退出历史舞台，或者沦为次要的海商群体；中国商人在东亚海域国际贸易领域里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但已很少越过马六甲海峡与印度、阿拉伯商人做生意。西欧商人的海上扩张，改变了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以和平贸易为基调的特性，商业活动常常伴随着战争硝烟和武装抢劫。

郑和下西洋油画

        明永乐年间，郑和航海将中国历史上的朝贡贸易推到巅峰阶段，明廷开拓并分享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朝贡国家的海权。在明朝，朝贡贸易是唯一合法的海外贸易。郑和航海作为合法海外贸易得到国家大力支持，由其组织的船队浩大，且满载丝绸、瓷器、香料等商品，并配有武装力量，船队凭借高超的航海技术，因循着古代以来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香料之路”的旧途，同时将“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西亚、北非。随着郑和下西洋船队广泛开展外交活动，海上贸易范围扩大到西亚及非洲东海岸，前来进贡通好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数十个，朝贡贸易达到空前规模。永乐年间海上经略取得超越历史的成功，它以宏大政治气势赢得“八方来朝”“大一统”的政治气象，成就了明政府高度的国际威望。